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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收钱方式：不直接收现金，而是通过远房亲戚开的咨询公司走账，以“法律咨询费”的名义。

    也学会了更专业的判决技巧：不在实体上明显偏袒，而是在程序上做文章——延长审理期限，要求补充证据，把简单的案子拖成复杂案子。

    等原告方耗不起，自然会接受调解，接受低额赔偿。

    那些因为他的判决而得不到公正的人，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受害者家属，在他的世界里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，一个案号。

    直到三年前，他开始“协助”郑文渊。

    郑文渊代理的开发商案子，到了二审，总会找到他。

    每次都是“维持原判”。

    每次都有“咨询费”。

    杨为民用这些钱，送儿子出了国，在海南买了度假别墅，换了一辆奥迪A8。

    现在，郑文渊死了。

    但案子还在。

    钱还在。

    儿子在伦敦的花销还在。

    杨为民睁开眼睛，看向窗外。

    法院大楼的院子很安静，几辆车停在车位里。更远处是龙城的街道，车流缓慢移动。

    他想起那个瘫痪的农民工。

    判决生效后三个月，农民工的妻子来法院门口跪过，举着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冤”。

    保安把她赶走了。

    后来听说，农民工没钱继续治疗，肺部感染死了。

   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了老家，再没消息。

    一条人命，五万块钱。

    杨为民当时安慰自己：就算判了八十二万，那个农民工也活不了多久。早死晚死，都是死。

    但偶尔夜深人静时，他会梦见农民工那双深陷的眼睛，死死盯着他。

    他会在梦里惊醒，一身冷汗。

    然后起床，去书房看儿子从英国寄回来的照片。照片里，儿子站在泰晤士河边，背景是伦敦眼，笑容灿烂。

    看着照片，心里的不安就被压下去了。

    值。

    一切都值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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